高质量发展突出的是发展的质量，与高增长突出的是发展的速度形成鲜明对照。形成高增长的背景是短缺和普遍的供不应求，由此形成了粗放、低水平数量扩张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体制机制。其特点主要是激励机制有力，而责任约束不足。推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则是短缺的基本消失和普遍的供大于求，在市场竞争和环保监察力度加大等压力下，企业开始越来越注重质量效益和控制污染，由此逐渐形成集约和质量效益、绿色清洁的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体制机制。其主要特点是激励与责任约束并重。经济高增长的形态或者高质量发展的形态，都是由一系列客观条件所决定的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方式、体制机制和经济发展方式特点等多类因素的综合表现。因此，由高增长转向高质量，是一系列客观条件逐步形成，体制机制深刻变革、经济活动参与者行为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的综合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趋于成熟和定型、经济发展方式完成根本性转变、经济结构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得到基本解决、经济活动的有序性和效率显著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显著提高的综合成果。因此，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最为关键的阶梯，是一个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伟大征程。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历了持续和比较激烈的经济结构矫正活动。大背景是资源配置由计划转向市场；生产建设活动目标由完成工业化奠基转向改善民生。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面对的首要任务是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家底上尽快奠定工业化的基础。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突出整体利益的优势以及计划经济集中配置资源的能力，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舍“小我”顾“大我”，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低消费、高积累，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迅速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制造业体系，独立自主地制造出“两弹一星”，为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奠定了重要根基。但三次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很高而服务业比重很低；城乡结构中，城镇化水平很低；工业内部，重工业比重很高而轻工业比重很低。经济结构呈现出鲜明的集中力量推动工业体系建设的特征。改革开放后，当经济发展目标开始转向改善民生并引入市场调节以后，这一经济结构必然被迅速加以矫正。最为突出的是：服务民生的产业，从农业到工业，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工业到服务业全面加快发展；城镇化进程全面提速。这也是一个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带动工业、服务业等产业建设、城市建设等各方面投资需求持续快速增长的过程。持续快速扩张的市场需求，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增长。到2008年，经济结构矫正基本完成。2008年与1978年比较，第一产业比重由27.7%降低到10.2%；第三产业比重由24.6%提高到42.9%；第二产业比重由47.7%略降到47%，但其内部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以民生改善和消费结构升级为引领的社会生产特点基本形成。以此同时，城镇化率由17.92%大幅度提高到46.99%，这些意味着经济结构矫正活动基本完成。同时，由比较剧烈的结构矫正所引发的需求快速扩张和经济高增长也开始趋向平缓。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但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在此前后国内由于城镇化累积的矛盾和问题导致的房地产投资增速持续大幅下降，使得出口与投资两大需求增速持续大幅下降，对供求总量关系产生了严重冲击，导致比较严重的供大于求。面对产能普遍过剩，企业开工率下降，经济增速持续回落等困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形势表现的异常错综复杂。2010-2019年，按美元计算的出口增长率由31.3%持续降低到0.5%，2011-201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23.8%持续降低到5.1%。出口、投资方面订单的显著减少，使企业产品销售困难不断加大，销售回款减少、财务收支平衡困难加大。继而引起减薪裁员、拖欠银行贷款本息和材料款、设备款等现象，开工率也不断降低。随着这些活动的发展，经济下行给民生带来的压力日益显现，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开始提高；销售货款回收困难趋向严重，企业应收款额持续扩大；各行业的产能过剩现象日益发展。面对经济下行给居民生活带来的潜在压力，党和政府必然要全力做好保就业、稳定居民收入的工作。保障民生和稳增长相关举措，使财政支出压力明显加大；企业困难加大和减税降费措施则使财政收入增速明显下降。这些必然导致财政赤字率提高，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财政面临的压力持续加大。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导致的拖欠银行贷款行为增加，则使银行不良贷款比例提高，对实体经济贷款的谨慎度上升，金融紧缩力度加大。为缓解企业贷款难、贷款贵问题，央行必然会加大基础货币投放，一定程度也带来了货币存量扩张较快，表外业务拓展较快和高风险杠杆增长的风险。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与国内城镇化累积矛盾和问题对市场需求的影响，恰好与国内经济结构矫正活动基本完成所导致的需求增长趋于平稳在时间上大体重合，因此很容易对经济增速下降原因及其趋势出现误判。例如结合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技术供给存在潜在瓶颈等研究得出的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通过国际比较研究得出的中国经济增速进入中长期下降通道等。也出现了认为经济总量规模大必然导致经济增速下降的观点。这些都会给经济增速下降原因判断及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形成干扰。

高质量发展特征的形成，基础是人的行为方式深刻转变。从无序到有序，从投机取巧到认真负责，从失信到诚信，从频繁跳槽到专注敬业。人的行为方式变化，取决于体制机制变化，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变化。因此，转向高质量发展，根本上还是要依靠改革开放。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主线是通过放权让利，突破计划和行政权力的束缚，释放经济主体的活力；这也是一个从突出“大我”转向突出“小我”的过程。随着个别利益的突出和经济活动自由度提高，市场开始持续发展，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提高。但在计划经济的规则和秩序不断被突破时，市场经济的规则和秩序并未同步建立。这就必然导致在经济活力不断提高时，经济活动的秩序和整体效率不高。人的经济行为倾向于采取各种手段，热烈追逐短期利益。在经济结构矫正、需求快速扩张和经济持续高增长时期，这一体制机制变化，总体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完成了经济结构矫正，需求趋于平稳，市场竞争趋于充分和激烈时，财产责任不清晰、经济责任不明确、要素配置和资源重组不灵活、不规范等问题就日益突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加快建立和规范市场经济的规则和秩序。关键是完善产权制度和发展规范有序的要素市场。这需要普遍而深入的实践探索，以及在法律层面的逐步归纳完善；需要结合中国国情准确把握好“大我”与“小我”的关系，使得既能够给人以充分的经济活动自由，肯定和保障个人权益；又能够形成完善的经济社会活动的规则和秩序，保证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成功转向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的是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趋向成熟与定型。我们正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征程，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势利导，攻坚克难，坚持不懈、坚定不移地全面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关键历史目标。

高质量发展突出的是发展的质量，与高增长突出的是发展的速度形成鲜明对照。形成高增长的背景是短缺和普遍的供不应求，由此形成了粗放、低水平数量扩张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体制机制。其特点主要是激励机制有力，而责任约束不足。推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则是短缺的基本消失和普遍的供大于求，在市场竞争和环保监察力度加大等压力下，企业开始越来越注重质量效益和控制污染，由此逐渐形成集约和质量效益、绿色清洁的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体制机制。其主要特点是激励与责任约束并重。经济高增长的形态或者高质量发展的形态，都是由一系列客观条件所决定的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方式、体制机制和经济发展方式特点等多类因素的综合表现。因此，由高增长转向高质量，是一系列客观条件逐步形成，体制机制深刻变革、经济活动参与者行为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的综合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趋于成熟和定型、经济发展方式完成根本性转变、经济结构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得到基本解决、经济活动的有序性和效率显著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显著提高的综合成果。因此，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最为关键的阶梯，是一个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伟大征程。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历了持续和比较激烈的经济结构矫正活动。大背景是资源配置由计划转向市场；生产建设活动目标由完成工业化奠基转向改善民生。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面对的首要任务是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家底上尽快奠定工业化的基础。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突出整体利益的优势以及计划经济集中配置资源的能力，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舍“小我”顾“大我”，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低消费、高积累，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迅速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制造业体系，独立自主地制造出“两弹一星”，为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奠定了重要根基。但三次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很高而服务业比重很低；城乡结构中，城镇化水平很低；工业内部，重工业比重很高而轻工业比重很低。经济结构呈现出鲜明的集中力量推动工业体系建设的特征。改革开放后，当经济发展目标开始转向改善民生并引入市场调节以后，这一经济结构必然被迅速加以矫正。最为突出的是：服务民生的产业，从农业到工业，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工业到服务业全面加快发展；城镇化进程全面提速。这也是一个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带动工业、服务业等产业建设、城市建设等各方面投资需求持续快速增长的过程。持续快速扩张的市场需求，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增长。到2008年，经济结构矫正基本完成。2008年与1978年比较，第一产业比重由27.7%降低到10.2%；第三产业比重由24.6%提高到42.9%；第二产业比重由47.7%略降到47%，但其内部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以民生改善和消费结构升级为引领的社会生产特点基本形成。以此同时，城镇化率由17.92%大幅度提高到46.99%，这些意味着经济结构矫正活动基本完成。同时，由比较剧烈的结构矫正所引发的需求快速扩张和经济高增长也开始趋向平缓。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但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在此前后国内由于城镇化累积的矛盾和问题导致的房地产投资增速持续大幅下降，使得出口与投资两大需求增速持续大幅下降，对供求总量关系产生了严重冲击，导致比较严重的供大于求。面对产能普遍过剩，企业开工率下降，经济增速持续回落等困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形势表现的异常错综复杂。2010-2019年，按美元计算的出口增长率由31.3%持续降低到0.5%，2011-201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23.8%持续降低到5.1%。出口、投资方面订单的显著减少，使企业产品销售困难不断加大，销售回款减少、财务收支平衡困难加大。继而引起减薪裁员、拖欠银行贷款本息和材料款、设备款等现象，开工率也不断降低。随着这些活动的发展，经济下行给民生带来的压力日益显现，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开始提高；销售货款回收困难趋向严重，企业应收款额持续扩大；各行业的产能过剩现象日益发展。面对经济下行给居民生活带来的潜在压力，党和政府必然要全力做好保就业、稳定居民收入的工作。保障民生和稳增长相关举措，使财政支出压力明显加大；企业困难加大和减税降费措施则使财政收入增速明显下降。这些必然导致财政赤字率提高，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财政面临的压力持续加大。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导致的拖欠银行贷款行为增加，则使银行不良贷款比例提高，对实体经济贷款的谨慎度上升，金融紧缩力度加大。为缓解企业贷款难、贷款贵问题，央行必然会加大基础货币投放，一定程度也带来了货币存量扩张较快，表外业务拓展较快和高风险杠杆增长的风险。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与国内城镇化累积矛盾和问题对市场需求的影响，恰好与国内经济结构矫正活动基本完成所导致的需求增长趋于平稳在时间上大体重合，因此很容易对经济增速下降原因及其趋势出现误判。例如结合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技术供给存在潜在瓶颈等研究得出的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通过国际比较研究得出的中国经济增速进入中长期下降通道等。也出现了认为经济总量规模大必然导致经济增速下降的观点。这些都会给经济增速下降原因判断及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形成干扰。

高质量发展特征的形成，基础是人的行为方式深刻转变。从无序到有序，从投机取巧到认真负责，从失信到诚信，从频繁跳槽到专注敬业。人的行为方式变化，取决于体制机制变化，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变化。因此，转向高质量发展，根本上还是要依靠改革开放。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主线是通过放权让利，突破计划和行政权力的束缚，释放经济主体的活力；这也是一个从突出“大我”转向突出“小我”的过程。随着个别利益的突出和经济活动自由度提高，市场开始持续发展，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提高。但在计划经济的规则和秩序不断被突破时，市场经济的规则和秩序并未同步建立。这就必然导致在经济活力不断提高时，经济活动的秩序和整体效率不高。人的经济行为倾向于采取各种手段，热烈追逐短期利益。在经济结构矫正、需求快速扩张和经济持续高增长时期，这一体制机制变化，总体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完成了经济结构矫正，需求趋于平稳，市场竞争趋于充分和激烈时，财产责任不清晰、经济责任不明确、要素配置和资源重组不灵活、不规范等问题就日益突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加快建立和规范市场经济的规则和秩序。关键是完善产权制度和发展规范有序的要素市场。这需要普遍而深入的实践探索，以及在法律层面的逐步归纳完善；需要结合中国国情准确把握好“大我”与“小我”的关系，使得既能够给人以充分的经济活动自由，肯定和保障个人权益；又能够形成完善的经济社会活动的规则和秩序，保证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成功转向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的是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趋向成熟与定型。我们正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征程，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势利导，攻坚克难，坚持不懈、坚定不移地全面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关键历史目标。